林毅夫经典语录语句

1、忠孝当然能兼顾最好，但人生哪有完美？不能什么都要。鱼和熊掌，只能有所取舍。

2、穷人将钱存到银行，实际上是补贴了富人和大企业。

3、在中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穷人到银行存款，富人到银行贷款。结果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

4、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

5、我总觉得我这一辈子过得很顺利，幷没有太大的困难。有困难的话，（m.taiks.com）其实就是锻炼自己意志的时候。

6、我的心愿是能够教出一批好的学生，让我自己的学生看到这个时代所给予的机会，然后来努力，创造一个更好的时代。

林毅夫先生经典语录

求 关于社会公平正义的事例三个

个税改革是社会公平的实现而非仇富

个税改革听证会的举行，既是政治民主化的体现，也是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有利于倾听社会各个阶层的声音，吸纳民众的意见，优化公共政策。毕竟中国的个税征收机制起征点太低，即有“劫贫济富”之嫌，客观上也有悖社会公平，使社会两级分化继续扩大。而听证会的举行，调高起征点，一定程度上是“按比例贡献”原则的体现，促使社会税赋朝向社会最不利者有利的方向发展，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

但是，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却提出：“个税改革勿带仇富心理（中国青年报，9月27日）”，说不支援富人赚那么多钱就应该交出来。并说，“把富人的钱征了以后来补贴给穷人，从理论上来讲，可以平衡财富。但是，如此，谁还愿意去赚钱呢？”

这话作为一个著名经济学家讲出来，自然有他思考的角度，也有他自己的道理。但是同样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个税改革是否就是仇富或者劫富济贫？第二，个税改革是否会导致富人再不愿赚钱，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无效率？窃以为，林教授的看法是荒唐的，至少，从当前社会的现状来讲，提出这样的看法，根本就是没必要。

首先，当前个税改革或调整，是以税赋政策不公平的前提下进行的。我国的个税制度自80年代初实施以来，800的起征点已经维持了20多年不变，税赋的主要群体是工薪阶层，而即使贫苦大众，由于起征点低，也不得不缴纳一定数量的税。这样的制度，并没有体现出多少个税调节的杠杆作用，也没有体现出多少“比例平等”或者“按比例贡献”的原则，反而是“劫贫济富”，是对社会公平的一种践踏，阻碍著社会、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贫富差距、基尼系数的不断扩大，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恶性影响，直接威胁著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目前的个税改革，只是对以为不公平政策的调整，是坚持公平原则下的适当的微调，而并非对富人所赚的钱的大量剥夺，这又如何谈的上是仇富呢？

其次，对富人适当的征税难道就一定导致他们不想去赚钱？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无效率？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关注投入产出比，强调效率无可非议。但是，就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而言，公平较之效率更关键。没有公平根本就谈不上效率，因为不公平必然导致矛盾丛生、暴力冲突甚至革命，也必然损害效率，导致无效率、正负效率相抵，甚至带来“负效应”的增长。所以，要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整合社会资源，形成合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始终把公平的价值理念放在首位。因为“公平是效率的根本保证”，公平正义既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最佳状态”。社会公平的实现，不仅不会损害效率，相反，能够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合力，实现更大的效率和效益。这样的社会，不仅富人会一如既往的靠自己的聪明才智继续打拼，实现个人创业的价值理想。底层的民众，也会看到希望，也会积极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个人致富的愿望。否则，既无利益表达途径，也无利益表达的话语权，只能遭受不公平的剥夺，连生存也维护不了，那这个社会对他们而言又有何意义？以过激的手段维护自己的生存权也就成了可能，这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只有把公正作为社会公共政策的伦理目标和首要价值，创造正义的制度环境基础，达到全社会最大程度的正义，社会的发展才能最有效率和效益，才能和谐。任何破坏正义、没有公正的制度势必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对抗甚至暴力革命，也势必是无效率的，更勿论效益与绩效。而个税改革，无疑是回应了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是顺应当前时代潮流的，不存在什么仇富、降低社会经济发展效率之说。

＃＃＃还有宝马撞人案，强化政法机关职能作用

怎样理解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

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孜孜不倦的追求。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曾描绘过一种没有剥削压迫、社会实行公平正义的图画。但由于历史局限，他们无法找到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运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社会主义真正成为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创造了巨大社会财富，但其社会制度天然制造贫富分化，必须通过社会革命加以改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价值主张。马克思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无论是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低阶阶段，还是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高阶阶段，基本原则都是公平正义和人的解放。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改革发展成就基础上必须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社会领域改革的推进，民生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但也必须看到，在现有发展水平上，社会上还存在不少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譬如不同行业、不同地域间收入差距过大；一些地方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中暴力执法引起干群关系紧张；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房价高昂，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突出，这些问题都反映出社会公正这个根本问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社会不公问题反映越来越强烈。 *** 晚年特别关心公平公正问题，强调“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如果在发展起来之后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社会和谐稳定也难以保证。可以说，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类福祉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躲不开、绕不过、拖不得的一个重大问题。

如何努力践行公平正义价值观，做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人

遵纪守法，义务监督，配合管理机构实现公平，做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人。

如何提高社会公平正义

多做公益广告，把公平正义的定义深入人心，把维护公平正义的公益广告贴满大街小巷，把交通工具和电台上的广告换成公益广告

怎样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教育。只能通过这一点。让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把公平正义植入内心的最深处。让新生代的心中没有贪婪，没有无穷的不正常的欲望。再就是广泛传播人道主义。不让仇恨左右大众的思想，更不能左右社会的走向。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信仰，每个人都能信赖。希望可以教务出这样的一代人吧…你认为光凭规则能导向完美的公正吗？反正我认为再完备的规则，在贪婪与黑心面前只能是漏洞百出。

如何正确理解社会公平正义的含义

社会只有公平正义，才能国泰民安，所以公平正义是必须维护的，维护的办法只有严格执法，加强监督，防止贪官造就的不作为凌驾与法律之上，践踏法律。其效果如何，先看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项是否解决，再谈进度，否则，就是走过程。

如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全面依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怎样确保社会公平正义

坚持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当前需要着重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把维护社会公平提高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要进一步提高对公平正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应当始终坚持把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作为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和根本途径，通过切实维护公平公正来实现社会和谐，绝不能追求表面上的和谐而掩盖矛盾，掩盖不公正现象。有些领导干部不能正确看待问题和矛盾，往往是出了问题捂盖子，遇到矛盾绕着走，结果使问题越积累越复杂，矛盾越放任越激化，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这是绝对要不得的。

第二，正确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过去由于我们发展生产力的任务重、压力大，加快经济建设的愿望十分强烈，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产生了过分追求效率的思想倾向，虽然坚持了效率优先，但没有很好地兼顾公平，导致实际工作中虽然经济建设效率较高，但在社会公平方面欠账较多，从而产生了一些比较突出的社会矛盾，造成区域性性的社会不和谐。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努力克服片面追求效率的倾向，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更加注重解决社会不公平问题。要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的精神，下更大的力气、花更多的精力，从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 *** 施政、执法司法等多方面切实采取措施，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在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第三，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群众利益无小事。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往往是社会矛盾表现最集中的领域，因而也是关系社会和谐的关键问题。而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热点难点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涉及到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公平正义，如近年来比较突出的收入分配问题、行业垄断问题、企业改制问题、土地征用问题、拆迁问题、教育医疗问题、“三乱”问题、腐败问题等等，都是如此。能不能解决好这类问题，直接关系到党群干群关系是不是融洽，社会能不能稳定和谐。所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热点难点问题，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既是当务之急，也应该是最适当的突破口和抓手。

第四，以健全的制度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要按照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制度建设的六个方面的任务和要求，加强保障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建设，最终建立一个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完整的社会公平制度保障体系。同时要抓好制度的落实。只有将充分保障人民群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的社会公正制度体系具体化为实践中的措施和行动，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建共享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成果，才能真正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从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促进社会和谐。

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长期而艰钜的战略任务。只要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更加自觉地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化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抓紧解决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在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充分体现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价值，就能最终达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

如何理解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

没有民主和法制就不会有公平正义，可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不会有民主和法制的，因为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一个骗人的谎言，统治者为了维护这个谎言只能使用专制和强权！

子皮：搞懂这个底层逻辑，不发财都难

1、军人的理想是马革裹尸还，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累死在书桌上。

2、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不应该有仇富心理。

3、中国在过去30年逐渐融入全球经济这一事实，已经毫无疑问地将全世界引向了一个多极化的经济秩序。而美国与中国作为这一新秩序的'两个主角，必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的修复，这不仅会使双方受惠，也将造福整个世界。

4、穷人将钱存到银行，实际上是补贴了富人和大企业。

5、在中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穷人到银行存款，富人到银行贷款。结果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

6、谈心愿：还是能够教出一批好的学生，让我自己的学生看到这个时代所给予的机会，然后来努力，创造一个更好的时代。

7、谈仕途：如果做官是我的追求，在台湾我有更好的机会。如果做官是回大陆的追求，我走的道路应该会和现在很不一样吧。

8、谈忠孝：当然能兼顾最好，但人生哪有完美？不能什么都要。鱼和熊掌，只能有所取舍。

9、谈两岸：我爱台湾，也爱大陆，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不分彼此。

10、谈困难：我总觉得我这一辈子过得很顺利，幷没有太大的困难。有困难的话，其实就是锻炼自己意志的时候。

林毅夫在马歇尔讲座的演讲稿

      最近呢，刚好有两个大妈的故事，非常有意思，这两个故事背后呢却蕴含了非常深刻的财富逻辑。

      第一个大妈呢，在2008年花5万块钱买了一只股票，不小心忘了密码，十几年过去后呢，突然有一天记起来了，于是就准备去营业厅销户，结果却发现他13年前买的那只股票涨成高兴，竟然涨了100多倍，现在是这500多万，然后这个大妈一下子懵了，人都差点没站住了。

      还有一个大妈呢，在1977年存了400块钱银行也忘了一共就是33年，直到2010年银行通知大妈的儿媳妇来取钱，最后400块存款连本带息33年多少呢？835.82。注意，1977年的400块绝对不是现在的400，按照33年的m2货币贬值速度，当年的400块在2010年相当于34万。34万，在2010年的一线城市，都能轻松支付一套房子的首付了。

      两个大妈同样忘了一笔钱，却是完全不一样的结局，这两个故事呢告诉我们什么呢，有两个问题，必须要首先搞明白："钱"是不是财富？是吗，当然不是。

    “钱”，只是一种等价交换物，它的本质是一张信用借条，而且还是背后的国家信用在支撑。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钱本身是没有价值的，“钱”如果要产生价值，必须要让它流动起来，静止的“钱”是这个世界上最浪费钱的东西。

      林毅夫有句话他说：穷人把钱存入银行，实际上是在补贴富人。这句话虽然刻薄但很有道理啊，富人为什么会富，是因为他们让“钱”创造了价值。

      你看整个人类的发展是所谓的财富只有两个特征：要么是人们所需要的，要么是人们所相信的。                   

      所以创造财富的路径只有三条：1 要么创造被需要的价值，2 要么创造共识的价值 ，3或者两者兼具。

      但是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创业者，所以要想财富自由，要么跟能创造财富人一起干，要么投资能够创造财富的人，怎么样都得搭上他们的顺风车，所以要获得财富的底层逻辑只有一个，要么“创富”，要么“投富”。

      到这里你发现了什么，不管是创富还是投富，“钱”一定得是流动的，不能让他静止。穷人的思维是求安稳求安全求安心。全是静态的，背后都是固步自封的人生态度，富人的思维呢往往会更加追求突破，追求创新，追求成长，全是动态的，背后都是拥抱变化的人生态度。

      我知道今天这条一定也会有争议，很多人会拿普通人和非普通人定义自己，那么普通人就爱求安稳折腾必死，他们人生态度呢是静止的，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塔勒布的杠铃"策略，他们也不知道，人类能走到今天，人类的进化是本身就是一部不断突破冒险的创业史。

      而且我敢断定一定会有人说，第1个大妈是因为运气刚好买了长春高新这个好公司，让他买一个乐视看看来。我再给你看一个中国大妈聊defI的视频，当99%的年轻人还不知道什么是defI的时候，有些大妈都能尝试思考他的本质。坦白说这几年我反而越来越觉得中国大妈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群体，他们热爱生活，还有这种自律，能够天天坚持跳广场舞，他们还愿意接触新鲜事物，他们其实比我们很多人的辨识力，学习力都要强。醒醒吧，中国大妈以后不会再是反向指标的代名词，我敢把这句话放在这里，OK？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有强烈的愿望实现快速发展并赶上发达国家，这个愿望是很崇高的。然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没能认识到，发达国家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密集型产业比重较高、发展中国家以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这一现象本身是内生于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的差异并不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因此，这些国家往往在要素禀赋结构很低的情况下，追求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样，企业在竞争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只能依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发展起来。

在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CAD）下，虽然发展中国家能够比较快速地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却会造成以下几方面的负面影响：第一，推行赶超战略的经济，往往会变成内向型经济：一方面，优先发展的产业没有比较优势，本应进口，但却自己发展，因而进口下降；另一方面，国内资源有限，若这些有限的资源被用来发展优先发展产业，则那些具有比较优势、能够出口的产业获得的资源就会减少，因而出口下降。相反，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口增加，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获得更多资源，从而增加出口，因而，国家的外向性程度就会高于推行赶超战略时的程度。有一种看法指出，外向性越高的国家发展绩效越好，但这一看法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而造成该现象的本质原因在于外向性较高的国家往往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因此，最佳的外向性程度亦取决于一国的要素禀赋，而非越高越好。

第二，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可能难以很好地利用后发优势。（1）在推行赶超战略时，需要引进最先进的技术，而这可能是发达国家的当家技术，因而发展中国家可能无法获得，即便能够获得，也需要付出高额代价，故其技术引进面临困难。即使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研发等途径获得技术并建立起先进产业，由于建立的产业违反比较优势，效率很低，能够创造的剩余很少。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技术仍在不断进步，若发展中国家要维持赶超战略，就必须继续投入资本，通过研发或引进机器设备等方式实现技术进步，而这在经济剩余量少的情况下是很难实现的。因此，追求赶超的国家通常在建立起一个先进企业后就会变得僵化。（2）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首先会进入较为成熟的、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这些产业中的大部分技术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即使还在保护期内，也是比较初级的技术，因而比较容易引进。在引进技术后，因为相关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产品可以在国内、国际市场占据很大份额，创造大量剩余，实现资金快速积累和产业升级，同时，经济中的物质资本因为剩余的出现而实现积累，人力资本也因为经验、“learning by doing”而得到提高，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准备程度提高，可以进行产业升级。但在发展的下一阶段仍应引进比较成熟的、容易引进的技术。这样，发展中国家就可以较好地利用后发优势，使得自身的技术变迁速度大大高于完全依靠自己发明的发达国家，进而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需要指出的是，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在初始时可能会经历一段经济发展较快的阶段，但这多为投资拉动式的经济增长。在此之后，由于建立起来的优先发展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不能创造剩余，而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因为得不到资金也不能创造剩余，能够用来投资的资金很少，导致经济的增长速度降低甚至停滞。此时，如果能够从国外借到资金，投资拉动式的经济增长可能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若所投资的产业仍然不符合比较优势，在建立之后同样不能创造剩余，经济增长速度最终仍会减慢，甚至还会出现金融危机等现象。而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则可以实现快速的技术升级和剩余积累，不断提高产业水平，实现经济动态增长。

第三，一国是否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也会对收入分配造成不同的影响。（1）如果在发展中违反比较优势，则能够在资本密集产业中投资的人多为富人、或者同政府有特殊关系而能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人。他们投资的产业没有自生能力，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而补贴则来自于无法在这些产业投资的穷人。这样，穷人补贴富人，自然会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由于赶超战略创造的就业岗位少，大量劳动力无法在正式部门就业，会出现失业，收入分配两极化在所难免。现在很流行的一种“利益集团说”认为，投资到优先产业、得到保护和补贴的人的都是有钱有势的人，这种保护、补贴正是由利益集团的利益所形成的制度扭曲。我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态度。固然，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性扭曲看似是在保护和补贴利益集团，但追求赶超的国家普遍存在的大量国有企业是不利于利益集团的，“利益集团说”不能对此给出逻辑一致的解释。因此，政策性扭曲背后更加一致的原因是赶超战略。（2）相反，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一国的收入分配可能会逐渐改善。在这种情况下，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农村劳动力可以大量进入现代工业部门，分享工业增长的果实，经济容易实现充分就业。同时，由于建立起来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能够实现快速的利润积累、资本积累，并不断提升要素禀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丰富度逐渐提高，资本回报率逐渐下降，而工资不断上升。由于富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收益，而穷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劳动收益，收入分配状况自然会逐渐得到改善。这也正是东亚经济在发展中能够实现“Growth with equity”的最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二战之后，依据当时的赶超战略思想，人们普遍认为市场失败，而需要大量的政府干预来保护、补贴发展先进产业。这样的政策经过二、三十年的实践后普遍失败，当时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更是困难重重。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学术界、国际发展机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普遍产生了“资本主义胜利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证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成功。在这样的社会思潮影响下，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发展机构，以及各个发展中国家政府普遍开始倡导经济的改革和转型。当时国际上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实行市场制度。这一目标是正确的，但在问题的一些判断上可能存在失误。“华盛顿共识”有十个政策建议，基本目标是政府退出、建立完善的市场制度，让市场配置资源、让竞争决定激励。苏联、东欧改革时推行的“休克疗法”就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版本。根据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的三项重要内容必须在一个转型国家内同时施行，惟其如此，才能带来转型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这三项内容是：（1）价格自由化，由市场供需决定价格，这样才能有效引导社会资源配置；（2）快速私有化，只有在产权私有时，企业主才能积极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3）政府维持财政平衡和宏观稳定，避免恶性通货膨胀，这样价格信号才能发挥作用。

在理论上，休克疗法是很严谨的，同主流经济学中有效市场制度所应该具有的基本制度安排相符。在九十年代初开始改革时，推行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曾经承诺，按照这样的方式转型，经济在开始时可能会有所下滑，但在半年、至多一年之后一定会实现高速增长，实现“J curve”。但事实上，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实际面临的却是“L curve”，有的国家经济下滑超过50%，长期停滞，直到九十年代末才开始好转。事实上，不仅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旧体制下都面临危机、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而贷款条件则是按照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方式实施改革。然而，在二十多年中，这些按照华盛顿共识改革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比原来还差。

从理论模型来看，休克疗法的逻辑环环相扣，滴水不漏，而究其失败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倡导休克疗法的经济学家忽视了一个因素——存在于原先计划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内的扭曲并不是随机的。这些扭曲自身多是“果”，而其“因”则在于优先发展的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因而，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若不能得到保护和补贴就无法生存，缺乏自生能力，因此，政府必须给予其保护和补贴。从发展战略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扭曲，相对于从利益集团的角度解释，能够更清楚地对转型失败做出解释。按照利益集团论的说法，扭曲只不过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是财富转移，因而受到保护、补贴的企业在竞争市场中应该可以生存，休克疗法也应该能够成功。而从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些企业在竞争市场中无法生存，这也正是休克疗法失败的症结。

由此可见，一种理论本身可能言之成理，但若不能解释事物背后的原因，这种理论就经不起推论。休克疗法忽略了制度扭曲的内生性，因而未能认识到休克疗法的三项内容不能同时实现。例如，如果仅分别推行价格自由化或私有化，不会有问题；但若二者同时推行，则在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情况下只可能导致两种结果：或者是整个社会大崩溃，引发大量失业；或者是由政府为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补贴。这是因为，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原先往往雇佣很多劳动力，政府对其补贴的原因并不在于其国有性质，而是因为它们没有自生能力。休克疗法后，原来的技术、产业没有变化，出于以下两个原因，政府力图避免其破产并给予其保护和补贴：（1）这些产业非常先进，对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很重要；（2）这些企业雇佣大量劳动力，一旦破产，必将引发大量失业，进而导致社会不安定。因而，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不在于目标的失败，而在于其对问题的分析只看到表象，而未认识到问题的深层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私有化的情况下，政府需要提供的保护和补贴高于国有化情况下所需提供的数额。当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为国家所有时，厂长、经理会像政府索要保护和补贴，但其自身并无法占有补贴；而在这些企业私有化之后，厂长、经理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多余的补贴据为己有。因此，在私有化情况下，企业所有者向政府索要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更高、理由更多，而由于政府的资金不为自己所有，其向企业提供保护和补贴的积极性没有变化，这样，保护和补贴非减反增。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大多数人并不相信这一点，但包括世界银行和东欧国家所作的研究在内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私有化的大型企业取得的保护补贴比未私有化时更多。而与此同时，政府的收入在改革之后有所降低，这是因为，在国有化情况下，国有企业的剩余属于国家、需要上缴，而在私有化情况下，政府只能向企业征税获得收入，而征税并非易事。这样，政府只能通过大量印制钞票来向企业提供保护和补贴，而这又会引发高通货膨胀。例如，1993年、1994年，俄国的通货膨胀曾经超过10000％，亦即一年之内价格上涨超过100倍，这正是当时认识错误导致的结果。与之相对，东欧国家中表现最好的波兰没有完全实施休克疗法，其国有企业基本保持国有，价格也没有放开。另一个表现较好的国家是斯洛文尼亚，该国长期保持企业的国有性，在加入欧盟前一、两年时才开始私有化。

中国、越南的转型是比较成功的，这得益于它们没有推行休克疗法，而是推行了一种渐进式、双轨制、“摸着石头过河”的转型方式。总结起来，这种转型方式有如下特征：（1）并没有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胜利论。（2）在转型开始的时候，微观主体效率低、缺乏积极性，因此要提高其积极性，要让干得好的企业获得更高的收入，让干得好的工人获得更高的收入，在城市实行利润留成；在农村也要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干得好的农户获得更高的收入。（3）要体现出干好干坏的差异，就必须给微观主体以一定的自主权，从而提高其积极性，使其生产靠近生产可能性边界，创造新的物质资料。同时，在计划轨之外允许市场轨出现，即推行双轨制：一方面，在价格上保持计划价格的同时允许一部分市场价格的存在；另一方面，允许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合资企业进入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投资来源于国有企业、农民的剩余，他们在对剩余进行投资的时候自然会追求利润，因而自然会投资到产品短缺、技术符合比较优势的轻工业部门）。不过，国企和农民只有在完成政府统购统销任务配额之后才能在市场上出售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微观主体积极性提高，微观主体控制的资源能够投资于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因而资源配置效率逐渐提高，计划轨的比重也逐渐减小。当一个部门绝大多数产品由市场配置的时候，政府可以把价格放开，使之完全由市场配置。

渐进式改革的结果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继续得到保护，所以不会崩溃；（2）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提高后，资源越来越多地流动到符合比较优势的部门，经济实现动态发展。这正是中国、越南转型较为成功的原因。除中国、越南之外，智利、毛里求斯等一些曾经推行赶超战略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70年代之后的改革也很有效率，它们原先也有计划部门，在转型时同样推行双轨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竞争部门的进口，但通过设立出口加工区等方式鼓励出口，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智利是拉丁美洲表现最好的国家，而毛里求斯是非洲表现最好的国家）。据智利央行行长称，智利转型的成功依靠的是尝试（亦即中国所讲的“摸着石头过河”），在存在机会的地方推动改革。

我在六篇文章中用严谨的数学模型对这一整套理论构架给出了证明：产业结构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若制度安排中的发展目标、产业结构相违背，则必然会同时存在一系列扭曲；扭曲存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较慢，不能实现收敛，收入分配不平等；政策性负担是预算软约束背后的原因，如果不消除政策性负担，私有化情况下政府需要给予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更多的补贴；双轨制转型是相对更为有效的转型方式。

以下从经验验证的角度探讨这一理论。我使用TCI（技术选择指数）来衡量一国的赶超程度。违背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制造业实际的资本劳动投入比例远远高于其他部门，据此，可以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构造两种度量生产模式的指标：（1）第一种指标是制造业部门的人均资本密集度与整个国家的人均资本密集度的比值。一国的赶超程度越高，制造业部门人均资本密集度越大，此TCI指标的值也越大。（2）第二种指标是制造业部门人均产出与整个国家人均产出的比值。赶超程度越高，制造业部门工人越少，价格相对越高，因而制造业人均产出相对整个经济的人均产出而言更高，此TCI指标的值也越大。

一国的政府干预程度反映在如下方面：（1）一是黑市状况，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数据可以看出，赶超程度越高，黑市价格与官方价格的差价越高。（2）二是经济自由度，赶超程度越高，政府批准微观主体进入一个产业所需的程序越多、时间越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度越高，经济越不自由。（3）赶超程度越高的国家，经济发展绩效越差，这是使用1962年到1999年间60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别借助上述两种TCI指标做计量分析得到的结果。结果显示，在分别用两种TCI指标解释经济增长率的时候，TCI指标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赶超程度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慢。

接下来探讨转型方式的影响。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可以预期劳动密集部门有较快的发展，而若推行休克疗法，则大量资源被用于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较慢。用这两个赶超指标的差衡量改革方式同双轨制改革的接近程度，结果表明，越接近双轨制改革，转型后的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基本同理论预期相符。

需要指出的是，每个人都会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东亚经济的领导人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之所以没有推行赶超战略，中国、越南的领导人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之所以选择了渐进式改革方式，有较大的运气成分。

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具有同样的目标——在自己的领导下将国家领向现代化，而发展先进产业就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领导人在当时也不例外。但是，赶超战略效率低，需要有很大的可动员的资源来支持，其可维持的时间长短和程度深浅取决于人均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和人口规模的大小，人均自然资源越丰富、人口规模越大，能够动员的时间就越长，资源的动员也越容易。然而，东亚经济的人均资源短缺，人口规模相对小，这是其推行赶超战略的不利条件。例如，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试图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第二年就出现了由补贴造成的政府财政赤字以及随之而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因而难以维系。此后，尽管政府提倡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由于政府不提供保护补贴，企业只能进入到符合比较优势、有自生能力的部门，并因此一步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韩国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朴正熙执政时，为了维持经济稳定，曾一度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之后在1973年推出重机械制造业、重化工产业优先发展政策，但继而引发了1973、1974的恶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20％），政府虽然表面上未放弃该政策，但为企业提供的保护补贴越来越少。这一政策在朴正熙于1979年遭暗杀后基本被放弃，韩国大财团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只能回到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发展。新加坡、香港更是如此，因为各自的经济体内只有几百万人口，不可能发展重工业。由此可见，东亚新兴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源所限。

资源约束的影响在中国长期的文化思想中也有所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很长的时期内，人均资源都非常有限。前现代社会的中国相对西方而言发展程度固然更高，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接近饥饿的边缘。因而，中国文化长期强调实用主义、实事求是。从儒家讲的“中庸”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再到现在的“与时俱进”，都体现了不追求简单完美的意识形态、不受教条主义影响、根据现实调整政策的文化传统。而中国、越南从70年代末开始转型，之所以采取双轨制、渐进式的转型方式，还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中国和越南的转型多为第一代领导人所推动，而在东方权威主义的社会中，领导人的权威来自于其所能够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来自于其所推行的政策的正确性。由于第一代领导人同时也是计划经济的推动者，其不能、也很难完全否定计划经济，只能对计划经济进行“摸着石头过河”式的修修补补。

现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已成为共识。但是，中国的改革经验是否可以为其他转型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所借鉴？需要注意的是，苏联、东欧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经推行渐进式改革，但没有成功。渐进式改革成功与否也同实施方法、方式有关。苏联、东欧的改革与中国、越南的改革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根本差异：第一，苏联、东欧在改革的时候，没有给予企业定价权，仍由国家完全控制价格，而在中国，计划内的价格由国家制定，计划外的价格由企业根据市场制定，其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微观主体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苏联、东欧企业面临的产品边际价格低，因而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极性低，而中国和越南的企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极性高。第二，在苏联和东欧，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准入障碍很多，资源配置效率难以得到改善。而中国则鼓励乡镇企业、民营经济、三资经济等进入轻工业部门，从而提高了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资源配置效率。第三，苏联、东欧给予企业的自主权是制定工资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厂长、经理自然倾向于制定很高的工资率，从而引发工资膨胀。而在中国和越南，虽然推行了利润留成制，但企业的工资总额受到限制，因而没有工资带来的通货膨胀。第四，在苏联和东欧，工资上涨引发了市场需求的增加，因而增加了短缺，俄国、波兰、匈牙利都曾通过大量借外债、大量进口而满足消费者需求，国家负债大大提高，难以持续。与之相对，在中国和越南，工资增长不多，而资源配置得到改善，生产效率提高，市场丰富程度大大提高，出口持续增加，外贸盈余增加，国家宏观稳定性越来越好。

由此可见，同样是渐进式改革，改革成效还依赖于具体的操作方式。中国、越南、东亚的改革对于其他转型国家具有以下借鉴意义：第一，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实施多劳多得制，提高微观主体积极性。第二，因为有一大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需要获得保护和补贴，在条件没有改变前不能减少补贴，但要放开原先受抑制的部门，因而要在资源配置上实施双轨制，并进而需要在价格上实施双轨制。第三，微观主体效率提高后，如果原先双轨中政府配置的比重越来越低，则双轨向市场单轨的转变时机已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法律制度等方面需要不断完善。这样，就可以分几步“跳过”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鸿沟”。

总结讲座的所有内容，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在现代经济（工业革命后的经济）而言，技术升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社会而言都是其经济长期增长的最重要动力。如果没有技术的不断变迁，经济必然停滞。

第二，思想、认识、社会思潮，是决定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利用后发优势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如果一个国家对落后背后的真正原因（要素禀赋结构）有足够的认识，并据此制定政策，就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第三，对发展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每个国家的公民的身份先天给定、无法选择，而政府拥有强制力，其政策的正确与否决定这个国家的制度安排是否有效率。

第四，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是该国产业、技术选择的最重要限制。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点，要素禀赋给定，决定了该时点社会的总预算。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一个国家资本、劳动的相对价格，从而决定了这个国家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最有效率的产业和技术选择。

第五，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最重要的经济原则。惟其如此，才能形成竞争优势，落后国家也才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

第六，企业的自生能力在现有经济学中尚未得到认真研讨，但这是了解一个发展中国家制度扭曲的最重要概念。大部分制度扭曲都是为了保护由错误战略造成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而形成的。

最后，在转型过程中，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如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转型路径，则即使在非常弱的制度框架之下，也有可能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并不是命运。如刘易斯所讲，所有的国家都有机会。如果它们有勇气抓住自己的机会，有好的领导和政府，在适当的时间引入适当的政策，那么这个国家基本可以如五十年代的东亚、八十年代的中国和越南那样突然实现经济的起飞。当然，政府领导人需要有勇气和正确地认识做出发展决策。东亚经济和中国、越南的成功既有运气的成分，也有必然的成分，但如恩格斯所言，自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亦即要在作决策时认识到所要决策的事物背后的因和果。

希望马歇尔讲座能让我们对发展和转型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完成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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